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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处“隆隆”的枪声使我们无法集中精力上课，我们彼此交换着目光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。忽然，一个女人破门而入，在老师的耳边嘀咕了几句，然后老师镇静地对我们说课就上到这儿，我们必须一小时后离开。
现在，位于克兹道夫的这个小村已是人心惶惶，彼此之间惟一关心的问题就是：“你要走吗？”
我和我的那些年龄只有十岁的同学们已经被做出了安排。一辆汽车和两个老师正在等着我们，但是车里容不下我们的父母。
我的父亲已经入伍打仗去了，而母亲穆迪则很快地告诉我，她会骑着脚踏车紧跟在我们的汽车后面，围一条红头巾，那样就是她在远处我也能看见。
靠烧炭发动的汽车“噗”地一声出发了，我们便加入了撤离的人群。在我们向山上缓缓行驶的过程中，我伸长了脖子向窗外张望，想看看穆迪是不是在跟着我们。当车子到达半山腰的时候，我终于看见了那条红头巾在缓慢地向我们靠近，自那以后我的目光几乎再没有离开过那条红头巾。
傍晚，我们到了一个小村子，并在当地的一个小旅店里安顿下来过夜。我们六个女孩子同住一间屋子，睡上下铺的木床。我们太累了，无论在哪儿都睡得着。可是穆迪在哪儿呢？我有好一阵子没看见那条红头巾了，我开始担心起来。
第二天我们的汽车继续行驶，可是那条红头巾却没有进入我的视线。不知为什么汽车抛锚了，老师让我们按顺序上了一辆火车，反正上哪儿都无所谓，只要躲开挺进的部队就行。在萨尔兹堡，当警报汽笛响起的时候，我们就立即从车厢里撤出来，蜷缩在废弃的盐矿里，任凭盐水滴在我们身上，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为止。我们刚刚回到火车上，就又听到低空飞行的飞机和机枪的“咔咔”声，老师大喊：“趴下，趴下！”我们便立即趴在坐椅下面。
夜已渐深的时候，我们到了海登斯坦的一个巴伐利亚人的小村庄，同样是一个小旅店，主人领我们进去，我们住进楼上的一间有上下铺和草垫子的大屋子。战争还在继续，我们能看到几公里以外的地方炮弹从天空滑落。
战争很快结束了。由于没有父母跟着，女孩子们白天便分别被送到不同的农场，晚上再回到小旅店睡觉。我被送到一个小农场，那儿有牛有猪，有鸡有鸭，甚至还有蜜蜂。好心的主人及其全家对我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。白天我尽量使自己忙碌，而夜晚为母亲焦虑的思绪又涌上心头。她在哪儿？是不是还活着？我还会再见到她吗？
终于有一天有家长来接他们的女儿，我们便都开始盼着自己的父母也能很快地找到自己。
数月过去，每天都要喂那些鸡，食一扔出去，它们就围过来，总是让我发笑，在某种形式上它们替代了我不再拥有的玩具。忽然有一天，正在喂鸡的时候，我看到远处一个人影朝这边走来，分不出是男是女，但是一样东西却紧紧地抓住我的目光，我是不是看到了一件红色的东西？
我停止喂鸡，使劲地看，可能吗？那红色变得越来越明显。是的，是妈妈！没错！
喂鸡用的碗从我手里滑到地上，鸡吓得四处跑。我放声大叫：“穆迪，穆迪！”这时妈妈也看到了我，便开始用尽全力地朝山上跑。最后，妈妈终于到了我的面前，她头上裹着的依旧是那条红头巾———就像她当初说的那样。 | 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