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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，我中专毕业后分到我们当地一所中学当会计。报到那天，我认识了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钟伟，他俊朗的外表和不俗的口才吸引了我的视线。
或许因为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官员，我也比较高傲，长这么大从未有男孩追过我。工作不久后，当出身农门但表现优秀的钟伟向我表达爱意时，我有点不知所措。
钟伟对我的关心细腻体贴，从未和男性这么近距离接触的我，陶醉在钟伟的甜言蜜语中。1990年3月，学校组织爬山，没人的时候，钟伟一下搂住我，我吓得浑身哆嗦，说：“我爸是××，脾气不好，你欺负他女儿可没好果子吃！”“××怎么啦？谁规定农民的儿子不能追××的女儿？除非你自己讨厌我。”我喜欢钟伟敢作敢为的男子汉样，不再拒绝地靠在他怀里。
我和钟伟的恋爱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。为了钟伟的山盟海誓，我和母亲抗争。最后，在父亲的默许下，我才和钟伟结了婚。
婚后不久，钟伟要考研究生，我不想拖他的后腿，从怀孕到儿子出世，我都住在父母家。父母见女婿勤奋努力，也替我高兴，母亲为了缓和关系，还经常让保姆给钟伟送饭。1995年，钟伟拿到了硕士学位。1996年9月，在父亲退休前夕，钟伟被提拔为副校长。
可是钟伟仍对现状不满，他说：“学校太小，我这个副校长跟那些机关局长相比差远了！”不久，市里有十多个部门公开招考副局级，钟伟完全够资格，但面对百里挑一的竞争，他又有点不自信。为了自己丈夫的前程，我去和父亲说情，请他老人家出面替钟伟说句话。
1998年，钟伟过关闯将，到某单位当上了副局长。他非常忙，连我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，他还在上海参加会议。父亲走后，钟伟似乎有点魂不守舍，好像担心乌纱帽，对我也开始心不在焉。
1999年5月，在广州的同学孙丽来看我。孙丽10年前去了广州打工，先后离了两次婚，孩子丢给她妈带，独自在外闯荡，现任广州一家保健药品公司的副总，这次回来开拓市场。
孙丽说钟伟在市里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想请他帮忙引见一下卫生局领导，看能否在医院打开销路。我没想太多：“只要不让钟伟犯错误，能帮的我们肯定帮。”在钟伟的帮助下，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孙丽就在市里站稳了脚跟。
2000年10月，我和钟伟和平常一样过日子，所以，他嘴里的“离婚”两个字不啻于晴天霹雳。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他考虑了很久，实在不想和我过下去了。我质问他：“你摸摸良心，没有我和我父亲，你能有今天吗？再说你也不为我和儿子着想？不为你的前程着想？”钟伟冷笑一声：“离婚和前程没什么关系！”我说：“那你就试试，我不会让你如意的！”
我的威胁很奏效，离婚风波很快平息下来。但钟伟也一反常态，原来经常以应酬为由不回家吃饭，现在好像没有应酬了，还会破天荒地买菜做饭，对我更是百依百顺。我说：“你这么反常我受不了。”钟伟说：“你不是说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吗？你是对的，我要用实际行动回报你的大恩大德，直到你认为我还清你的恩情为止。”我问：“如果我认为你还清了，你怎么办？”钟伟很干脆地说：“离婚。”
钟伟原来想用虚伪的笑脸和殷勤，一点点摧毁我坚守婚姻的意志。虽然他跟我抢着做家务，把我大大小小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，但他不和我做任何感情上的沟通，我虽然在生活中舒舒服服，精神上却空虚得要命。
2002年5月，我报名参加了一所大学的英语培训班。每天晚上上课时，一个帅气的小伙子经常坐在我身边，有时我迟到，他会不顾众人的目光，站起来向我招手，说为我占了位子。课间休息时，他会用英语与我交流，提高了我的口语水平。小伙子叫周生，一家进出口公司的部门经理。
一天下课，周生开着一辆黑色别克停在我跟前，他还很绅士地替我拉开了车门。我是有夫之妇，本能地拒绝了周生的好意。可我往前走，他就开车跟着，说：“我只不过顺路送一下同学，你这么严肃有必要吗？”我只好上车。上车后我恭维周生：“这么年轻就有了私家车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”周生笑着说：“这算什么，跟我同龄的有人什么都有了，而我只有车子、房子，妻子、儿子、位子都没有。”我奇怪地问他：“你条件这么好还没女朋友？”他说：“现在的女孩太浮躁，我想找个比我大的成熟稳重的女人。”说完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我不再说话。到我家楼下时，周生从后座上变戏法一样拿出一束玫瑰花。我大吃一惊：“周生！我可是结婚有孩子的人了！”周生说：“谁规定结婚的人就不能接受玫瑰？”我赶紧开门下车，匆匆上了楼。
回到家，钟伟不在。我想肯定出去寻欢作乐去了，我越想越气：凭什么他逍遥自在，我却要为他这个时刻准备和我离婚的男人坚守妇道？
一天晚上下课后，周生开车把我带到了他家。
当我诉说自己不幸的婚姻后，周生紧紧抱住了泪如泉涌的我：“蓉姐，让我给你温暖，好吗？”面对几乎陌生了的柔情，我浑身颤栗，丧失了抵抗的力气……
培训班结束时，周生最后一次送我回家，可从此我便再也打不通他的电话了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但又无可奈何，因为除了手机，我不知道他任何其他联系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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